辽沈战役从1948年9月12日打到1948年11月2日资生网，在这五十天里，蒋军一个“剿总”总部、一个葫芦岛指挥所、四个兵团部、十一个军部、四十五个整师四十七万多兵力被全歼（毙伤5.68万，俘虏32.43万，起义、投诚9.09万），二十三个中将、一百八十六个少将被俘或起义投诚。
辽沈战役结束，东北“剿总”总司令卫立煌、副总司令兼冀热辽边区司令杜聿明逃脱，副总司令范汉杰被俘，跟随卫立煌杜聿明一同“撤离”的还有运输线上的一些将校：他们手里有交通工具，跑得十分方便，而且逃走的时候，还携带着大量钱财——那些钱财，就是他们在辽沈战役期间负责蒋军后勤补给时“赚”的。
蒋家王朝一向是“前方吃紧后方紧吃”，但是到了辽沈战役，前方的某些将校的嘴也没闲着，他们照样紧吃不误。据蒋军联勤总部第十兵站总监部少将总监黄炳寰在《锦州战役前后国民党军的后勤》一文中回忆，当时有很多蒋军将校“富贵险中求”，打破脑袋也要争抢三个肥缺——这三个肥缺，前两个每天至少能捞一千斤米面，第三个每天至少能捞六两黄金。
辽沈战役打了五十天，这三个肥缺上的“肥人”就捞了五十天，算下来每个单位都捞了至少五万斤米面或三百两黄金，要是把围困长春的时间也算上，他们至少捞了一百五十天（郑洞国说长春被围了七个月，陆路运输至少断了五个月），“收获”还要加两倍，那就是十五万斤米面或九百两黄金。
辽沈、淮海、平津，蒋军连战连败，百万大军灰飞烟灭，但却养肥了一群蠹虫，连陈纳德也发了一笔横财——他在辽沈、淮海两战期间“承包”了大部分空运“生意”，不管是空跑还是满载，运输机出动一次算一次钱，蒋家可不敢拖欠他的“运费”。
黄炳寰回忆：“国民党向长春和沈阳空投空运除用自己的运输机队以外，还有美帝陈纳德的运输机来帮运，平均每天都有九架左右担任沈阳和锦州间的空运。八月中旬有九架美帝的运输机在锦州飞机场装运军用品去沈阳，因为装货的运输队人少，装得慢，他们没等装完空着一半就飞走了（因为他们食宿均在沈阳，所以到时间就走），并向联勤总部告我一状。（本文黑体字，除特别注明外，均出自黄炳寰回忆文章）”
时任蒋系“国防部”第三厅中将厅长的郭汝瑰资生网，也在《蒋介石与卫立煌的战术分岐》一文中证实了黄炳寰的说法：“一九四八年七月长春被围，全靠空投维持补给。而陈纳德航空队索运费甚多，几乎要支出国民党全部军费的二分之一，蒋介石很头痛，屡次想停止空投，又恐怕‘带兵官’们（特别是黄埔学生）知道寒心。”
淮海战役期间担任蒋军七十四军中将军长的邱维达，也在《第七十四军的再次被歼》一文中抱怨：“美帝协助蒋介石使用陈纳德的运输机在空中盲目投掷粮弹，结果大部分随风落到解放军的阵地内。包围圈内粮弹恐慌仍无法解决，饿死人的现象越来越严重。”
陈纳德介入内战，身份就是个“运输承包商”，他只要飞机上天落地就收钱，才不管物资投到哪里，老蒋和将军将领们明知道陈纳德这钱赚得不地道，却都敢怒不敢言，至于为什么不敢跟陈纳德较真，一方面是得罪不起，怕陈纳德撂挑子，另一方面，是他们自己也不干净：陈纳德日进斗金算是大口吃肉，他们私下里啃骨头，也是满嘴流油——他们啃的，就是包围圈里蒋军的骨头。
时任东北“剿总”中将副总司令兼第一兵团司令官、吉林省政府主席的郑洞国，在《困守孤城七个月》中也大骂“空军公报私仇”，因为空军跟新七军在长春打过架，所以在空投的时候，“既飞得高，又不按规定办法投掷，把许多粮食误投到城外解放军的阵地上。”
包围圈里的蒋军饿着肚皮两眼望天，负责运输的“联勤”部门则盯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能多捞一斤米面、一两黄金的机会都不放过。
因为“前方联勤”是个油水极大的建制，而且后勤补给还直接影响到战役胜败，所以“联勤总司令”郭忏也很头痛：卫立煌、范汉杰、杜聿明都想让自己的人来掌控，最后只好找一个跟三方都没有关系的人来当第十兵站总监部总监，于是就选定了秦葫（秦皇岛葫芦岛）港口司令部少将副司令黄炳寰。
黄炳寰上任后强征商家运输卡车五十辆资生网，又增加了各机场的装运人员，还把各界用来救助难民的十万袋面粉也全部“征用”。
有了就地搜刮的粮秣，又有老蒋海运空运过来的物资，黄炳寰手里有了东西，烦恼也随之而来：“贪污在国民党军中虽然是普遍的现象，但是它表面上毕竟是‘犯法’的行为。可是第十兵站总监部确有几个分支部职务，不但可以大贪污，而且还可以逃避“犯法”，所以人人都注意和争夺这几个职务，这些“肥缺”是：一、管理改装空投米包的粮库库长，二、葫芦岛港口支部长，三、汽油库库长。
黄炳寰没说自己把这三个肥缺给了谁，却详细介绍了这“三长”的捞油水手段。
那个粮库库长的任务，就是把向长春空投的大米包从每包二百斤改成五十斤一包的四个小包，据说这样可以防止空投的时候摔碎。
分装的时候，粮库用了双层麻袋，而且还要在麻袋上喷水，明面上是为了增强麻袋的抗性，实际是把麻袋和水的分量都计算在内，于是五十斤的麻袋，顶多有四十九斤米，也就是能“结余”百分之二——这个比例不算高，但分包的数量是每天至少十万斤，那么就有两千斤粮食不用运到前线，手底下人分一半，库长拿一半，那就是一千多斤。
库长每天能“赚”一千斤大米，他的“上线”、葫芦岛港口支部长早已“剥了一层皮”：葫芦岛港口支部的任务是把海上运来粮食从船上卸下搬入仓库或装上火车后运出——当时东北蒋军粮食百分之八九十都是由这个支部卸下。
上边给该支部的“损耗指标”是千分之二，他们每天至少卸下五十万斤大米，“指标内损耗”就是一千斤，但实际上一两都没有：“每次卸完米时必须把船舱扫净，这样并没有多少损失。因此他每天所报的损耗就可以归为己有。这样该支部长每天平均可以贪污米一千斤左右。”
粮库库长和装卸支部长每天能捞一千斤大米，当时大米多少钱一斤，笔者不知道，但每天一千斤大米对围城中的蒋军意味着什么，读者诸君是可以想象得到的。
这两长捞粮，汽油库的库长则“喝油”，而且手段极为高明：“蒋军所用的汽油都是由美国运来的，每大桶原装货来时都是以五十加仑计算，但实际每大桶是五十三加仑，而汽油的热胀性很大，一般在夏季中午比早起时每大桶可能涨出约一加仑，所以该库长在发油时多半是想尽方法拖到近中午或下午，这样每大桶汽油就可以能剩余约四加仑，他每天要发出汽油四十至六十六桶，至少可以贪污一百五十加仑以上（即三大桶）的油。”
一桶汽油在当时至少能卖二两黄金，倒卖汽油的“生意”，军统局最后一任局长、保密局首任局长郑介民和总务处处长沈醉都做过，他们是一两黄金一桶在上海买，二两黄金一桶在重庆卖，东北战事紧张，汽油的价格一日三涨，油库库长每天贪下的三桶汽油，卖六两黄金是“良心价”，卖十两二十两也有人要。
前方吃紧后方紧吃，老蒋已经必败无疑，在辽沈战役期间，蒋军前方吃紧依然紧吃，那更是不败都不行了。
时任“长春市市长”的尚传道在《长春困守纪事》中回忆，七个月的围困，并没有影响到高级官员和将领的生活，反倒让他们大发横财：“长春的军政头目纷纷向北平、上海、长沙、昆明等地成百亿、千亿地汇出款项。这百亿、千亿的钱，在长春只值几斤或几十斤高粱米，而汇到内地就可换成几十两、几百两黄金。文官简任以上、武官团长以上的官员，在白骨累累之上，每天还是过着大米白面、鱼肉荤腥、灯红酒绿、饱食终日的糜烂生活。”
老蒋在辽沈一败涂地，他手下的将校们却在出逃时携带大量金银，在“老家”也是“金玉满堂”，读者诸君看了这些当事人的回忆，是不是也有很多话要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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